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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钱基博 “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真正全面精通经史的一代硕学通儒”|历史

1957年钱基博先生于武昌

2017年是钱基博诞辰130周年暨逝世60周年。同为学者,他不像其子钱锺书那样誉满天下,对经史之学的精通却丝毫不让其子。他曾自述“务正学以言,无曲学以阿世”,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 的这句话,是对他毕生学行的真实写照。

“国性之自觉”

年幼的钱基博、钱基厚兄弟,每天吃完饭后,总是乖乖地站在一旁,等候接下来的抽背。母亲和伯父仔细地听着他们背诵,发现错字了,“重背。”稚嫩的童声顿了顿,又认真地背起来:“子曰:‘天生德于予……’”看见长辈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,他们便知道过关了。紧接着学习新的内容,不读完20遍,不算完成一日的课业。

在家学浸润下,钱基博的旧学功底十分深厚。不过,这并不是一个只读古书的人。在十二三岁时,钱基博翻阅哥哥借的《格致新报》,读到严复译的赫胥黎《天演论》,觉得耳目一新,从此对西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,认为经史“不切时务”。他和弟弟首先是自学算学,有时甚至瞒着父兄,取家中藏的经史,到书铺去换取上海制造局出版的各种物理化学书来看。1905年,钱基博参与组织理科研究会,起初,会费由母亲替他出,之后他去给商业巨头薛南溟的两个儿子教授算学,工资足以缴纳会费。

1909年,钱基博进入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的行署任职,后来还在军政分府参与过文书工作。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,军队的风气却令钱基博大失所望,“我当日看到革命军人嫖赌腐化,不问军政!”他们日夜笙歌,军部阒寂无人。钱基博想献议,竟找不到接洽的人。他心中气闷,遂将“参谋须知”的小册子翻译了,搁在参谋长的桌上,结果半个月过去,册子未揭开一页。

当时,国民党员暴横异常,地方恶霸争着入党以求护身符。军政分府的人,因为农民抗租,就派兵下乡,士兵强奸了民女,最后却凭革命军人的头衔含糊了事。“革命仍是以大众的痛苦,造就少数人的地位与煊赫。”钱基博的革命情绪,从此萎缩。他闭门研究法国革命史,发觉“法兰西文明古国,并不高明许多”,再看美国的民主,大选时“举国若狂,真非我一个中国人所能想象”,对西学的兴趣由是大减。

二次革命失败后,钱基博彻底转向教育,潜心治学,回归传统学问之路。

1925年,是中国西化浪潮汹涌之时,钱基博坚持不立门派,静处喧腾之外,与新潮流保持距离。为普及国学知识,他辑录了《国学必读》,这部中学教科书流传江南各校,深得师生欢迎。

钱基博和妻子

钱基博认为,“维新”带来的后果,轻则“随波逐流,而思想陷于破产,转徙流离伥乎如丧家之狗,莫适所屈”,重则“人心日即于浮嚣,国事日征其蜩螗”。正因为这样,此时才尤其需要彰明“国性之自觉”——既不能轻视传统文化,又要了解传统文化中有不尽适用的地方,做到之后,方可推行强国救群之道。

钱基博以国学从教立业,对西学也始终保持关注。他在写《<周易>解题及其读法》时,还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(严复译名,现译作《社会学研究》)中的观点拿来和《周易》的思想作比照。

最能体现钱基博苦心孤诣的,莫过于他对文学史书写的思索。他的文学史概念,从西学中得来,而文学史观,却根植于他所熟悉的中国传统“文史之学”。他提出了作史“三要”——“事”“文”“义”,并将这一理论具体化为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的写作。此书的特殊意义,正在于其不尽合西方文学史观,而能充分照顾到中国文学自身的性质。

现代文人的忏悔录

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是一部纪传体文学史,涵盖了1911年至1930年文坛上的活跃人物,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两类:一为古文学,以王闿运、章太炎等为代表;一为新文学,以梁启超、胡适等为代表。如果说,以“列传”的笔法撰写文学史表现了钱基博守成的一面,那么,“古文学”和“新文学”的划分,则是其融会新知的独特发明。

“以人为本,史以传显。”钱基博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,而是从宽广的历史背景中,寻求和探索这一时期“文章得失升降之故”。这种写法,有别于当时的其他文学史著作。书一出版,便引起新旧文学家的多方争论。《学衡》派主将胡先骕先生不吝赞美之词,谓其“为今日著述界有价值之著作,可断其必能风行于一时,即在百世之下亦不至于覆酱瓿”。

在这本书的四版增订识语中,有一段文字颇值得玩味,钱基博提到自己对守旧文人态度的转变,年方弱冠的他,觉得守旧的人顽固腐朽,后来却觉得他们的言论切中实际。1920年,在与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裘廷梁辩论文言与白话问题的信中,他亦说过:“我‘信而好古’的思潮是和现在新潮澎湃一同起的,我从前也不是如此。”

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呼声日高时,钱基博反倒觉出传统文化的好呢?他提到了两个原因:其一,古人著书,原是自道经历世途的感想,自己略尝世味,有许多现实的经历作参考,方有了亲切的体会;其二,治西方历史哲学、伦理哲学的功夫进步了,有了许多参互比较的材料,格外显出了中国古代学说的真价值。

钱基博写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的这十几年,正是军阀连年混战时期。1925年,直系军阀齐燮元在无锡洗劫了钱基博父亲钱祖耆经营的永盛典铺,还烧毁了他以毕生精力拓建的钱氏祠堂。

“昔贤咏‘一将功成万骨枯’,吾则谓一儒成名,百姓遭殃。我生不辰,目睹诸公衮衮,放言高论,喜为异说而不让,令闻广誉施于身;而不自知诸公之高名厚实何莫非亿兆姓之含冤茹辛,有以成之。”

面对“无端妄谈,误尽苍生”的风气,钱基博用这本他视为“现代文人忏悔录”的书,打破了沉默。

“吾人何以自处”

当钱基博答应了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校长顾祖瑛的聘请,毅然离弃优渥的军职时,他已经为自己的人生选定了道路,回到祖父三代教书的老本行。

“我有些小聪明,能用吾脑,碰到一些事,能够正反面看,不同普通人的只看表面;万一被人利用着我打歹主意,我将误用我的聪明害人!”他要的,就是一个相对单纯得多的环境,使自己在乱世中不致被人利用而更添罪恶。

尽管在世俗看来,小学国文教员与之前的待遇没法比,钱基博却能怡然自得,“吾从前月薪二百,往往萧然块处,时有遐思;而今则哓口瘏音,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,乃益以此收放心焉。於戏!吾知免矣!”

往后,除去在吴江丽泽女子中学的两年、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七载,钱基博的学术、教学生涯都在大学里展开。他执教过的大学,绝大多数是私立的。

1925年,钱基博出任北京清华学校新制大学普通部国文系教授。这所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。钱基博呆了不久,就感到校园里过于洋化。因教师争薪引起“改造清华”的风潮,校长召开教授会,会上钱基博发言:“我们不要谈薪水!我们的薪水,是美国庚子赔款;庚子赔款,是全国四万万人,吃了许多苦的血债!我们拿来受用,心里本觉得难受;少拿些,少担些罪孽,也心安理得!”

会后,钱基博给弟弟的信中又谈及此事,书信的内容被人刊于报上,校长看见了,心里很不痛快,嘱咐他不要发不利本校的意见。钱基博当即决定抛下这只“金饭碗”,重新回到上海,在私立光华大学任教,而后又受聘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,如此两地兼课,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前期。

1927年暑假,国立东南大学改组为第四中山大学,曾招钱基博任国文系主任,但是他只在南京呆了半个月就离开了。当时党化教育方兴,系里进行重组,要聘请新教员,有人直接拿着蒋中正的信来找钱基博,想让学校聘用自己当教授,钱拒而不受,“总司令可以委任一军长、师长,而没有资格聘用一小学教员。”

对官场风气一向深恶痛绝的钱基博,留下一封信给院长告辞,提着手提箱,赶火车回了无锡。

1937年,迫于东南战事吃紧,钱基博由光华大学转入浙江大学任教,第二年又接受国立师范学院之聘,赴湖南蓝田。1946年,钱基博离开执教八年的国立师范学院,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,觉得有些进退维谷。钱穆其时正好也在江苏,两位老友聚首,钱穆劝钱基博避至较偏僻的地方,可以专注于教书,免去许多麻烦。钱基博的考量与此相近,因此他最终选择了奔赴武昌,出任私立华中大学的教授。

“此间亦知博老迈无能,每周授课七小时之外,不责以职务。”钱基博饱经颠沛流离,加之体衰多病,如今终可“得一便地自养”。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,是钱基博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和华中师范学院的同事。张舜徽毕业后留校任教,两人成了同事。回忆起晚年钱基博的生活,他说:“有时走进他的住房门口,便听到书声琅琅,知道他在背诵过去所读的经传子史,躺在睡椅上反复默诵如流,毫无阻滞。使我想起过去湖湘学者王湘绮,一生也以抄书背书为日课,记载在《湘绮楼日记》中的,差不多每天如此。缅惟前辈读书风规,如出一辙。”

以学风矫世风之枉

时至抗战爆发,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事业日益凋敝,国民政府决心改革高师教育,设立国立师范学院。教育家廖世承受命筹建,将校址定在湖南蓝田,成立了战时第一所专门的国立师范学院——蓝田国师,他为“国师”聘请的教师多是旧日同事、好友,钱基博也接受了他的邀请,不顾病痛日深,由弟子吴忠匡陪侍,出任国文系主任。

钱基博在国师,有感于湘中先贤“经世济国”的襟怀,欲树立师范以矫一世之枉,遂著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一书。女儿钱锺霞回忆父亲写作的情景,“寒风之夜,李园四周万壑松涛在响;西侧一室,枯黄的灯焰摇晃着,父亲在灯下一笔一笔认真地写这本书稿。”

这本书中选取了14个湖南学者,如“通经而欲致之用”的魏源、“扶危定倾以效节于清”的曾国藩、“变法维新以迄于革命”的谭嗣同等。再往上溯,钱基博非常推崇王夫之的为人与学识,在导言中,他把王夫之称作湖南开风气的人物,赞美其“有独立自由之思想,有坚强不磨之志节”。钱基博提出,“湖南人而有此,匪仅以自豪乡曲,当思以绍休前人。”湖南有这些楷模,不应当仅仅作为自豪的资本,更重要的是“绍休前人”,以先贤为动力,担当起自己的使命。

钱基博与钱锺书

在战火纷乱的时代,知识阶层本应肩负起维系人心的重担,但当时的许多教师却只是贪图私利,钱基博曾写信给高徒郭晋稀:“即就所谓大学教育而论,待遇则力求提高,责任则谁见日课。徒责国家以养士,而绝无人反省:士之所以报国家者何在?长傲纵欲,无事则酣豢,闻警则张皇,大师失其所以为表,后生不知所以为学。”

激愤,无奈,却始终不忍离开讲台,一日为师,便不能不教青年做人。钱基博在《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》中写道:“假如师而不范,教训无方,何以造人,亦将何以造国。”他曾如此评述教学:“其为教也,必诚必信;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,乃开诚以示物;显言不可以避患,故托古以明义;务正学以言,无曲学以阿世。”

钱基博教书,从不与学生嬉笑,起初学生们都有些怕他,但逐渐发现这位严师对学生的学习成长是极其关切的,就都乐于去向他请教问题。钱基博也说,自己极少碰见调皮捣蛋的学生。

学生徐运钧、李蹊回忆,除去诲人不倦的温厚,钱基博从严治教的风范更是令他们难忘。一日早晨,霜封冰滑,某位老师来参加升旗,一不小心滑倒在地,队伍中有同学失笑出声。毕礼,钱基博当众致训:“扶老携幼,民族美德;况于师长,而可非笑!诸君学为师范,慎修敦品是勖,不谨旧行可乎?”学生闻言,莫不赧颜汗下。

钱基博在光华大学当文学院院长时,曾给学生打过59.9分的成绩,这名学生非常不服气,写了一篇文章登在《大公报》上,对钱基博的严正大加讽刺。钱基博招他来训话,“汝说我五十九分点九,不予及格分数。我则谓教师通融分数以迎合学生惰驰心理,取其欢心,绝不计及学术之尊严,此实中国教育之大辱!”事后钱基博将训话记录投报纸原栏发表,有人读到这篇文章,写信给他,“到上海,十里洋场,一般的学校只知道贩卖一些书本的知识;立身做人之道,不惟不注意,且为广招徕,故意迎合青年的低级趣味。像您这番说话,真是没有几个人说的!”

平生风义兼师友

1922年,钱穆的《与子泉宗长书》刊布于钱基博主编的《思潮月刊》第一期,这封信缘起于两人之前的一次会面。这次见面是二钱相交之始,他们探讨中国古代哲学问题,兼论及中西文化之异同,钱穆对钱基博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不过,他觉得钱基博所论与自己的看法“似若有相符者,而未能尽切合”,于是写信给钱基博以期进一步讨论。钱基博看过之后,即将此篇论说之文放在《思潮月刊》创刊之首篇,可见其对钱穆学问的推重。

钱基博年长钱穆8岁,两人以叔侄相称,在治学上志趣相近,既不泥古,亦不盲目趋新,而又同样一生矢志教书育人。钱穆晚年回忆亲友时感慨:“余在中学任教,集美、无锡、苏州三处,积八年之久,同事逾百人,最敬事者,首推子泉。生平相交,治学之勤,待人之厚,亦首推子泉。”

钱穆

1923年秋,钱基博因另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,担忧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短缺,当他获知钱穆从集美学校归来,便邀请他赴省三师任教,而后自己则每周自沪返省三师兼课。

钱穆自从任教省三师,与钱基博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,课余,常常到他家中谈天论学。钱基博的长子钱锺书当时在上小学,下课后会来学校找父亲一同回家,钱基博有时候会向钱穆展示儿子的作业或试卷。虽然那时钱锺书还是个小孩,钱穆已觉得他的聪慧异于众人。

“锺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。爱之深则责之严,但严厉的架势淹不没慈父的真情。锺书虽然从小怕爹爹,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。”杨绛在《我们仨》里的这些话,透露了钱基博与钱锺书这一对学者父子的感情与相处方式。

钱锺书考入清华后,头角渐露,与吴宓、叶公超等时贤往还,并在他们主持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。钱基博写信告诫儿子,“汝才辩纵横,神采飞扬,而沉潜不如。”又说,“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,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!”

回看钱基博年少时,同样意气风发,16岁的他写下《中国舆地大势论》,不仅登载于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,还得到其亲笔回信赞赏,一手漂亮的古文在当地颇受人瞩目。即便如此,其父钱祖耆还是以世代家传的儒者品行来规劝子弟,不许他们“接宾客,通声气”,而要以朴学敦行作为行事准则。

一部“复堂师友手札”,涉及近代名流一百余人,五百多封,是钱家两代人珍藏整整一百年的宝贝。这些原本属于著名词人谭献的珍贵手稿、书信是如何进入钱家的呢?这还要从钱基博与徐彦宽的交往说起。

徐彦宽与钱基博少时是同窗,以学问相砥砺,后来一起共事于无锡图书馆,关系十分密切。1911年的春天,谭献的儿子谭瑜,委托妻弟徐彦宽,请钱基博为挚友袁昶的夫人写一篇寿文。钱基博慨然应允,不仅写好了祝寿之文,还免收润笔,谭瑜也做了一件雅事,把家藏的“复堂师友手札”作为礼物送给了钱基博。信札的私密性使其承载了许多在别处难以见到的史料,对研究不无裨益,钱基博曾用其中的材料来考论史实。

钱基博在《读清人集别录》引言中说:“儿子锺书能承余学,尤喜搜罗明、清两朝人集,以章氏(学诚)文史之义,抉前贤著述之隐。发凡起例,得未曾有。每叹世有知言,异日得余父子日记,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,董理为篇,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,当继嘉定钱氏(大昕)之史学以后先照映,非夸语也。”钱锺书自幼受家学熏陶,在治学上不离中国传统路径,与其父有相仿之处,钱基博对他寄予厚望。获得这批师友手札后,钱基博口述获得经过与鉴赏心得作为《题记》,命钱锺书笔录。钱基博辞世后,手札传给了钱锺书、杨绛夫妇。

家国情怀

“爱国始于乡土”,钱基博常这么说。

办报纸、修县志、捐文物,他从不吝惜把生命投入到历史文化的传播事业中去。

如果说这些举动体现的多是士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爱护,那么在1925年五卅惨案中,钱基博则是酣畅淋漓地凸显了一个中国人的血性。

惨案发生那天,钱基博恰好路过工部局,看见街道上沾满了血迹,而“三道头”——外籍巡捕,三三两两,骑着马背着枪在街头巡逻,耀武扬威。

其时钱基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。惨案发生次日,圣约翰学生会决定与本埠其他大学一同罢课,钱基博也起来呼应。

校长卜舫济不允许。钱基博从不参与用英语议事的教授会,这次一反常态地出席,他在会上用中文为同胞鸣不平,教授孟宪承翻译他的话时,哽咽得无法说下去。

后来事态渐趋平和,岂料又生变故。有一天升旗后,学生们发觉卜舫济将降半旗的中国国旗取下,他们又借来一面,仍悬半旗,卜舫济得知后大怒,将旗取下,信手撕毁,践踏于脚底。睹此情况,数百名学生当场宣誓永远脱离圣约翰大学,同时,钱基博与全部19位华籍教员,第一批辞职离校,带着学生们在沪西创建了光华大学。

眼见乡土被践踏,国家被侵略,钱基博将这一柄剑在心血中来回淬炼,锋刃愈发利了。1938年,他和浙江大学的顾谷宜教授开始合译《德国兵家克劳山维茲兵法精义》一书,随后又自著《孙子章句训义》,作为自己在战时增设的《孙子》课程的教材,目的在于教国人“量敌而审己”,临危不惊。

钱基博曾两次亲赴前线为抗日将士讲说《孙子兵法》。他断定日本在战略战术上都已处于劣势,我军若能避开锋芒,等待敌军露出破绽后,一举攻之,必能获得最后胜利。

乱世中,钱基博同样面临知识人所面对的两难——是“逃往远县”“著书立说,以牖国民未来之新机”还是“留在围城”“现身说法,以鼓后生当前之义勇”。最终,他做出了自己的独特选择。

1944年,日军长驱深入中南腹地,风警频传,国立师院计划西迁溆浦。钱基博决意留守,司令官王耀武闻讯,急忙写信劝他后撤,但他已经想好了。吴忠匡说老师欲以身殉国,并非逞一时的意气,那是他平生所蓄积而自然生发的结果。

当时人心失依,士气低落,就连平日总说着“抗战必胜”的大师硕儒,也不免灰心沮丧,闭口不言。钱基博在报上发表论战的文字,仍然坚定地陈述日寇军势已竭,但信者寥寥。唯独《力行日报》的主编杨执端,不认为钱基博迂腐固执,将他的文章登报,“日刊三千纸”,辗转相传,在政府政令传达不及的关头,激励了百余万沦陷区的人民。

后来,湘西雪峰山之役大捷,寇退危解,钱基博才前往溆浦任教。他在给吴忠匡的信上平静地说,此番坚持不动,动心忍性,亦是想对自己做一试验,从前读书领会到的,经过这次经历,更加深了一层认识。

(参考文献:《钱基博集》,傅宏星主编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;《钱基博年谱》,傅宏星编撰;《钱基博学术研究》,王玉德主编;《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》,姜晓云著。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傅宏星先生、白炜女士提供帮助)



来源:南昌普瑞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杨侑    编辑:武肃王    责任编辑:任氏